史学家的著作一般是严肃的、琐碎的，就像是一个年高德勋的长者，令人只有敬畏，却产生不了亲近之心。然而史学家李红岩范旭仑先生的著作却并不如此。他们的著作尽管建立在丰富的材料之上，逻辑的力量却更形巨大。这一点在他们的新著《为钱钟书声辩》中犹有精彩呈现。
钱钟书先生被学界关注已经有60余年的历史，但是对于钱钟书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问题，却岐见纷出。“钱钟书热”自九十年代初以来持续高温，学者而拥有如此广泛的社会认同，钱钟书尚是第一例。当然，近年以来关于钱钟书的文化地位问题文化界颇多异词，许多人认为，钱钟书缺乏作为知识分子所应当有的道义和责任心，钱钟书的学问是缺乏体系的。比如蒋寅就认为，大师必须开一代之风气、创立一种规范，重要的是对学科、对部门的知识积累有所贡献，而钱钟书没有做到这一点。因为钱钟书的学术纯然是自娱性的，看不出对当代学术的介入，对学科建设的关注。钱钟书没有开创一种新的学术范式，他的学问一如其态度，基本上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上。李洪岩、范旭仑二位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剖析独具匠心。他们只是点出蒋寅立论的前提在逻辑上毫无依据，就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关于说钱钟书没有道义和责任感的问题，李、范二位先生提请读者注意，一位主要在书斋中生活的学者，他的道义和责任感主要表现在通过著述来表达对人类、对现实、对自然的沉思。为什么就没有人说康德缺乏道义和责任感呢？
1998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《吴宓日记》打消了从前学界关于吴宓钱钟书关系的浅见和幻想。原来钱钟书曾经被吴宓骂得狗血喷头。《吴宓日记》中涉及钱钟书的几段文字曾产生很大影响，在很大程度上为否定钱钟书人格的批评家们提供了口实。钱钟书的夫人杨绛为此专门撰文《吴宓先生与钱钟书》，目的在于既替钱钟书辩护，同时又要维护吴宓的光辉形象，结果是越描越黑。杨文预设了一个前提，即钱钟书该骂，吴宓骂得对，只不过两人间的所有矛盾后来冰释了，人们不必再就此大作文章。这个前提在逻辑上是很虚妄的。李、范二位先生从逻辑常识出发，指出吴宓确实骂过钱钟书，但骂得无理，钱钟书尽管对吴宓有较为尖刻的批评，就吴宓的人格学问来说，毫不过分。二位史学家根据《吴宓日记》本文，站在对历史事实的考辩的立场上为钱钟书讨说法。文章以强大的逻辑力量、丰富的史料，雄辩地证明吴宓钱钟书二人之间，吴宓才是理亏的一方。经过作者的剖析，杨绛的文章也就成了小说家言，无所依傍了。
对于1998年极为著名的宗璞与杨绛的笔墨官司，本书作者采取了逻辑上的排他法和归谬法，从而获得了公正的立场。
作者重视逻辑的力量，其实是因为作者重视科学的精神。从这种基本理念出发，作者行文中对于那些“路旁儿之‘钱学’”也就不无辛辣讽刺。但是作者的这种把一切虚妄的成说、浅陋的识见当作敌人的精神，在学风颓坏的今日，不仅要招致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嫉恨，连一些不相干的人比如邵燕祥同志也要打抱不平。李洪岩先生是史学家，本不以杂文见长，但他驳斥邵燕祥的文章却应当归入最优秀的杂文之列。这篇文章在点出邵文中用语模糊、逻辑混乱的弊病以后，更是深入巢穴，用邵燕祥的手来堵邵燕祥得嘴，在逻辑上论证了反左的人未必不左这一命题，从而给对手以强有力的打击。令人读后大有畅快淋漓之慨。
我不读《红楼梦》，但却爱读李吉力先生的红学著作；同样，我不读钱钟书，却爱看李洪岩、范旭仑二位先生钱学著作。《为钱钟书声辩》以其科学的精神，逻辑的舞蹈，带给我难得的阅读快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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